新西兰怀卡托河畔的莫林斯维尔镇上,成排的小商店门口都挂着奶牛图案的招牌。150多年前,第一位垦荒的农场主沿着怀卡托河来到这里开辟了第一块牧场。现在,怀卡托河一带已经拥有新西兰最大的牧区之一,这里水草丰茂,大小牧场错落有致,牛、羊和鹿点缀在蓝色和绿色之间。在固定的泌乳期,它们成群走向自动挤奶机,挤出的奶经过一系列工艺被制成奶粉后通过货轮源源不断地运往全球各大港口。
在中国内蒙古及山东等地的工厂库房中,整齐码放着被业内俗称为“大包粉”的来自恒天然的原料,等待着被重新加工成配方奶粉后销往全国各地。
恒天然做着连接新西兰与全球乳粉制造商之间的流通生意。全球超过1/3的乳品贸易都由恒天然来完成。与大多数跨国公司不同,这家公司的性质像极了中国上世纪60年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它由10500个新西兰奶农共同组建,奶农们既是股东又是工人,他们每年生产超过160亿升牛奶——这个数字是2011年中国国内牛奶总产量的一半。
今年8月,新西兰农业研究所向恒天然出具了一份检测报告,一个批次的乳清粉中可能被肉毒杆菌污染。这份报告让全球乳业巨头恒天然毫无征兆地被卷入一场乳品质量风波,包括娃哈哈、多美滋、可口可乐(中国)在内的数家公司也被殃及池鱼——这些公司被指认使用了恒天然出口的浓缩乳清蛋白粉。
就像一排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多年来在恶劣舆论环境中艰难度日的中国乳粉企业主动下架使用了恒天然蛋白粉的产品,他们开始反思自有奶源布局问题,甚至发表了“杯葛恒天然”的声明。他们中间有人悲观地认为,中国乳制品产业的话语权已经被恒天然一家公司牢牢掌控。
另外,在上海几万个西餐厅,厨师们每天制作的美味匹萨饼都要用到一种叫做马苏里拉的奶酪。这种奶酪可以让涂抹于匹萨饼上的芝士产生显著的拉丝效果。在中国,马苏里拉奶酪有一半以上都是由恒天然一家公司提供。
失与得
2005年,恒天然注资中国第一大奶粉企业三鹿8.64亿元,并获得其43%的股份。然而好景不长,在恒天然入股三鹿3年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三鹿应声跌倒。伴随着三鹿的倒下,恒天然在中国市场上损失约2亿新西兰元。
恒天然旗下的奶粉品牌也因由三鹿经营、部分奶源由三鹿供应而淡出人们视线。恒天然开始收缩在华业务链条,甚至将建成不久的广州生产线转让给雅培。这一系列举动,处处显现出恒天然在市场发展上的保守与谨慎。
“2008年对于恒天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恒天然在此之后对如何走自己的道路更加谨慎了。我们在牧场方面加大投资也是希望从源头上有一个更可靠的奶源。我们用恒天然的方式去经营、管理牧场,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牛奶,虽然恒天然这方面产品在中国市场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恒天然大中华区政府、传播与对外事务副总裁秦敏告诉记者。
让恒天然始料不及的是,外资奶粉在2008年受到中国消费者的热捧,进入快速增长期。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全国婴幼儿奶粉前十大品牌中,虽然伊利、贝因美、圣元、雅士利、飞鹤等五大中国品牌上榜,但销售额与多美滋、美赞臣、雀巢、雅培、惠氏等五大洋品牌动辄五六十亿元的年销售额比起来,仍逊色不少。各大跨国巨头在中国奶粉市场赚得盆满钵满时,恒天然则因其过于谨慎的市场反应,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似乎一切以一出恒天然出演受害人的悲情戏码结尾收场。
然而,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进口奶粉的总量从2008年的12万吨一路攀升到2012年的57.5万吨,今年上半年更是达到了44.5万吨,这其中八成以上来自新西兰,恒天然又占到八成左右。2008年之前,中国每年进口奶粉只有几万吨。
在恒天然业绩飘红的同时,中国大量奶农却因牛奶没有销路而放弃奶牛饲养,杀牛、倒奶,直接导致牛奶总产量下降。中国奶业协会统计数字表明,2009年,中国奶牛饲养数约为1200万头,比2008年减少了1.2%。一般情况下,奶牛存栏数的恢复周期需要3年时间,三聚氰胺事件带来的奶牛数量下降在数年内难以改观。
“当时的问题在于,国内奶源成本价格太高,远高过从国外进口大包粉。”乳业专家王丁棉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国内很多乳企意识到从恒天然直接进口“大包粉”的成本远远低于自建牧场甚至从农户中收牛奶的时候,中国乳业对“建立奶源”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出现了迂回。一些乳企出于利润考虑,不再经营牧场,国内奶源发展速度急速减缓,奶农收益进入寒冬。
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只要奶粉广告中提到“百分之百新西兰奶源”,这些产品就不愁没有市场。在过去的3年里,中国市场原料奶供应量仅增长约2%,而需求量却增长了近8%,这使得国内乳业对进口原料需求量依存度不断提高。这种依存度的提高,使恒天然的每一次突发情况,都能给中国乳业带来“蝴蝶效应”。
今年3月15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部长内森·盖伊宣布新西兰北岛地区为旱区,作为全球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国,北岛旱情可能危及新西兰经济增长,导致全球牛奶价格上涨。
消息发布后,中国从新西兰进口奶粉的价格迅速飙升,从1月份的20000元/吨,上升至10月份的最高峰——将近55000元/吨。依托进口奶源生存的中国乳企一时怨声载道。
值得注意的是,有专家指出干旱问题在新西兰并不是“百年难遇”的突发事件,“新西兰的干旱发生以及乳粉的出口价格波动都是有规律的,平均每8年左右发生一次。新西兰当局不会因此紧张,也不会采取措施去抗旱救灾,因为其完全可以根据国际乳粉的交易价格调整奶粉价格,量降价升,等第二年产量上去了,价格再调整下来。‘效益最大化’是它们的原则。”一位不具名的乳业专家告诉记者。无独有偶,恒天然2012~2013财年财报显示,公司税后净利润约37亿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8%。
对于新西兰的干旱问题,秦敏解释:“旱灾在新西兰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对新西兰这一农业国家影响非常大。新西兰的奶农属于高资产低现金流群体,所以必需保证产出达到预期,当干旱引起牧草产量降低,不支持其完成预定产出时,就需要购买大量饲料。今年新西兰所有的奶农都花费大量开支购买额外饲料以保证牛奶的产量。”
“旱灾确实对奶价造成了上行的压力,但恒天然不仅出售乳粉原料,自身也有消费品部门,消费品部门生产需要的原料也是从原料部门购买的,因此利润率也会受到奶价上行的影响。虽然原料粉是我们比较大的传统业务,但恒天然也不希望看见价格上升,或许原料部门会更乐于看到原料价格的上涨,但是站在恒天然公司的角度,对原料的价格会有一个综合看法,而不是单纯地希望涨价。”秦敏告诉记者。
奶荒背后
对中国乳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是2000年初,中国乳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原来产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在各乳企改革上市的过程中被改变,牧场作为不良资产被剥离。牧场经营作为“投资高、风险大、见效慢”的环节,被放到不受重视的位置。
“现在行业有人批评企业不去建牧场,但是从牧场被当做不良资产被剥离时,就意味着这些企业丧失了定价权,失去了再生产能力。到了今天,我们能只怪牧场吗?”上海奶业行业协会高级工程师顾佳升反问。
国内乳企在今年下半年已经连续三次大范围提价,有分析称这是因为“奶荒”来了。而在分析“奶荒”的各种成因中,顾佳升认为应该注意到一个因素:乳粉进口数量突然锐减。
“截至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进口乳粉的数量如果折算到生乳,超过了中国本土生乳同期产量的30%。”顾佳升向记者透露。今年8月,恒天然浓缩乳清蛋白粉检出可能含有肉毒杆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涉及产品无限期叫停。虽然“奶荒”的出现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一纸禁令”,但因此被阻挡门外的恒天然奶粉数量不可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刘玉满表示:“国内对乳制品的需求逐年上升,但是自身的供给跟不上,导致进口奶粉总量逐年增加。而奶牛产业对土地需求量比较大,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又不能触碰。”
“人畜争地”困局是造成缺乳的一个客观原因,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中国不仅需要进口耗乳量巨大的奶酪、奶油等乳制品,还需要利用进口乳粉再加工生成还原乳供给市场。
从1981年至2004年,中国先后接受了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欧盟(EU)提供的9万吨脱脂奶粉和3万吨无水黄油,共生产近百万吨再制奶,主要是按规定以30%~50%的比例与所在地生产的生鲜奶混合后供应市场,这是复原乳的一种生产形式。
2004年,随着WFP及EU对中国援助项目的结束,国内乳业一时间断了奶粉进口的来源,而恒天然刚好填补了这一缺位。
对此,秦敏表示:“恒天然在中国并不做复原乳,恒天然的产品以乳粉的形式卖到中国,最后做的产品也是乳粉。中国现在有法规规定,如果要卖复原乳的话,一定要有明确标识。”
再谋全局
今年9月初,恒天然集团董事长约翰·威尔逊带领董事会成员访华,这是恒天然高层就“肉毒杆菌事件”特意来华“灭火”。
在结束访问中国高层后,恒天然发布了一条“将在山西省应县建立在中国的第二个牧场群,并在华寻求战略合作伙伴”的消息,该奶源基地预计在2014年下半年投产,包括5个牧场,每个牧场约有3000头泌乳牛。
这不是恒天然在中国的第一个牧场群。早在2007年,恒天然就开始修建位于唐山汉沽的第一个牧场。随后几年,在相距140公里之外的玉田县,第二个和第三个牧场依次崛起并投入使用,另外两个牧场目前仍在建设中,这5个牧场构成了恒天然在中国的第一个牧场群。每个牧场的投资约在2亿元左右。
恒天然预计2020年实现在华生产10亿升牛奶的目标,这个比例将达到恒天然每年对中国供应量的1/2,而牧场建设数量则将扩建至30个。值得注意的是,雀巢、达能在初进中国市场时,都曾计划在中国建牧场,但时至今日,产量寥寥。
国内乳业显然意识到恒天然“这只无形的手”的力量,几家大乳企也试图通过牧场建设、发展奶源来降低对以恒天然为主的进口奶源的依赖。今年5月,蒙牛收购了现代牧业;9月,伊利乳业以3.1亿元投资辉山乳业;仅一周之后,现代牧业宣布联合KKR、鼎晖投资1.4亿美元建造两个大型乳业牧场。资料显示,目前在全国已建成或在建的、计划准备建的万头牧场将突破100个。
当前,不容忽视的现实情况是,国内最大的5家生产商仅拥有5%的牧场市场份额,位居第一的现代牧业只有1.3%的市场份额。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一个现代化牧场需要数亿元的投入,但是回收成本至少需要3~5年。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吴松航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采访时说:“企业建立规模化牧场至少需要3~5年时间,前期资金投入大、赢利难,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一方面是国内牧场投建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则是恒天然的愈加高调。恒天然集团首席执行官西奥·史毕根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将加速在中国市场的扩张,把中国市场列为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很快,但在其他国家,如印度,我们暂停了一些计划。在非洲,恒天然只是做了些有限的推进。”
对于国内乳制品的巨大缺口,恒天然已经不满足于盘踞生产链的最前端。恒天然中国区总裁魏柯文曾表示:“随着本土奶源供应的增加,除了向餐饮业客户提供奶源外,我们也考虑自行加工一部分产品。”整个乳制品产业链的整合将成为恒天然发展的下一个目标。
依赖难除
为什么新西兰不是产奶大国,却成就了恒天然这一国际乳业贸易霸主?
两个世纪前,欧洲人将黄牛驯化为专门产奶的奶牛,繁衍至今,奶牛和非奶牛之间的产奶量已有巨大差距。
半个世纪前,美国奶牛存栏量约为2000万头以上,现在的数量仅为930万头,但牛奶年产量却从4000多万吨上升到8000多万吨,单牛年产奶超过8吨。与美国相比,国内奶牛平均年单产不到美国奶牛年单产的一半。虽然欧洲和美国同样有巨大的牛奶产量,但他们并不以出口为主。
2011年欧盟全牛奶产量为13830万吨,这些牛奶大多都变成了干酪制品,使用了约8500万吨生乳量,占到生乳总产量的55%左右,这一比例在德国更是达到了73%。在欧盟,用来生产奶粉的生乳比例只有10%左右。
而在新西兰等国家由于人口数量比较少,可以出口大量的乳制品到有需求的国家。同时,这些国家也没有能力生产高品质的奶酪等成品供给欧洲及美国等国家。因此,它们主要将生乳加工成可以较长时间保存的奶粉。
2011年,新西兰的牛奶产量为1714万吨,干酪制品使用生乳的比例仅为牛奶总量的16%,而生产奶粉使用的生乳比例达到了55%以上。不同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乳制品,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大洋洲,其乳制品在国际市场占据的并不是高端市场,主要提供的是长保质期的浓缩和干燥产品类。
1999年,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修订的国家乳品标准中,只有GB5408.1-1999《巴氏杀菌乳》产品标准规定必须使用“生鲜牛(羊)乳”,其余产品均规定可以用“牛乳(或羊乳)或复原乳”为原料。
“这意味着,只有巴氏奶必须以本土牧场的新鲜牛奶为原料,其他的奶制品都可以使用国外进口奶粉再加工进行生产,这为国外向中国出口奶粉打开了大门。”顾佳升说。
在欧盟市场无暇向外部市场供给大量奶粉产品,而新西兰等国家又有大量可供出口的产品背景下,中国市场迎来了新西兰奶粉的大举入境。1998年,中国的进口奶粉为3.11万吨,2000年进口量达到7.28万吨。而2011年数据显示,以恒天然为首的乳品企业将新西兰近26%的奶粉出口到了中国。
中国乳业奶源缺口到底有多大?大部分企业选择性回避了中国是否越来越依赖进口奶粉这一问题。
“大部分企业自诩自己的奶粉是最好的,但是当进口奶粉被限制时,这些企业面临无米下锅的遭遇。他们会承认自己的奶粉是复原乳生产的吗?他们不说完全是因为对进口奶粉的依赖性太大。”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
虽然近些年中国乳企意识到奶源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并没有把目光放在本土的奶源上,而是趋之若鹜地在海外投资牧场,比如新西兰。顾佳升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据2011年全球牛乳产量及分布数据显示,全年全球牛乳产量为6.2亿吨,中国的产量仅为3700万吨,,占全球产量的比例为6%。而新西兰的产量仅为1900万吨,约为中国总量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即便新西兰的生乳都加工成乳粉出口到中国,也难以使中国的人均年消费量由目前的30公斤提升到目前全球的平均数100公斤。”顾佳升表示。
知名乳业分析师宋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乳业要将风险分散,不要把进口奶源的目光只放在新西兰身上,可以将进口范围扩大至欧盟、美国等国家。但是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1年,中国从欧盟和美国进口的奶粉均没有大幅上升趋势,一直处于两三万吨左右。欧美企业的产品更多共给本地市场。
对于国外奶源,顾佳升认为:“不能过度依赖,但现阶段也不可能完全排斥,重要的是要合理利用进口奶源为国内乳企所用。”
然而就在探寻新奶源可行性的同时,现实情况是,国内依托恒天然供给生产的企业,因不存在建设牧场的高昂投入,在原料市场价格波动中受到的冲击远低于自建奶源的企业。中国进口的10%左右奶粉中,恒天然的占比达到60%~70%,这个比例还在逐步提高。这也意味着,国内乳业对恒天然的依存度在进一步提高。
“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和恒天然断绝关系,而是管理它、利用它来规范国内的乳业市场。”顾佳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切似乎进入怪圈之中。如何破解这一看上去打不破的“魔咒”?顾佳升认为,还需要回到产品本身来对待这个问题,好牛奶的概念如今在市场上已经变得十分模糊:“新鲜的牛奶才是最好的,这些奶应该来自大城市周边。”2008年6月《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及2009版《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中提出这一区域应该率先实现乳业现代化。
此时,身处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大楼中,记者手中的拿铁咖啡使用的巴氏杀菌奶,既不是来自内蒙古,也不是来自东北,而是来自紧邻上海的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