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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乳业已经是买方市场的时代，还频繁出现严重掺假，着实有点奇怪。说毛泽东时代的食品安全标准更高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确实不能单纯说是一种市场现象。

　　国人食品的“前牛奶时代”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对现实的理解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闹得人心惶惶，尤其是国产奶粉掺入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曾经成为舆论的热点。于是有人说这都是改革后的结果，据说市场经济使人唯利是图，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这种问题。

　　毛泽东时代大概的确没有毒奶粉问题，因为那时除牧区和具有游牧传统的少数民族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几乎完全不消费牛奶。当时相当部分的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牛奶完全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品。记得我插队前家乡南宁这样一个首府城市，全城只有一间被视为高端消费场所的“奶品店”，在那里喝杯热牛奶的价格是一杯豆浆的10倍，从小直到初中毕业下乡前，我大概也就跟着父母去喝过两三回。下乡后，我们村一位当地出身、在外当大官的衣锦荣归，随行公子比家乡同龄儿童高出一截，村民纷纷传言说这孩子是“喝过牛奶”的，所以长那么高，那口气牛奶简直如仙丹一般。

　　当时我国基层商店是见不着乳品的，大城市商店里的速食乳品则主要是昂贵的罐头炼乳，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当时中上层国人也难问津。一种麦粉、糖和少量奶粉配制的“麦乳精”（又名乐口福）就是高级营养品，送礼、看病人能用到它，就是很大的情分了，而产量很少的纯奶粉主要用作高档食品工业的添加剂，商店里几乎看不到。那时婴儿的代乳品主要是米浆，一般育儿之家都备有磨米浆用的臼罐，市售的“代乳粉”也是米制品。

　　我国传统汉族农村，无论南方的水牛，还是北方的黄牛，，都是役用的，乳牛、肉牛是外来的近代事物。但是在牛只归农户所有的时代，在以役用为主的前提下，农家偶尔也有享用牛肉、牛乳的机会。

　　惟在公社时代，不仅耕牛皆归“集体”，而且国家对“集体所有”的耕牛也控制极严，历史上出于重农抑商理由就出现过的限制宰牛令，在新中国更是空前严格。即使丧失役用价值的病、废、老牛，没有报经政府查验批准，“集体”也无权宰杀。大饥荒时期，村民饿殍盈野，而牛却瘦骨嶙峋地活下来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不忍村民饿死、犯禁杀牛救饥的队干部还成了“私杀耕牛犯”而陷身囹圄。牛肉如此，牛奶亦然。所以公社化时代农民消费牛肉牛奶的机会实际上比传统时代还少。

　　可以说在改革前，除了“顶层”外，即便是中上层中国人，通常也只能从“大白兔奶糖”、“麦乳精”和一些高级奶油奶味点心中体会作为添加物的牛奶美味，而大多数底层国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接犊的饲养员除外）根本连牛奶的气味都闻不着。